沧海桑田，星移斗转。世间的一切在变化，都以两种方式表示着自身，即存在和消亡。随着这种程序的交替，世界不断向前推进。有存在就有消亡，消亡又反证着存在，所有的事物归根结底总是要走向消亡的。抚摸着事物的痕迹，无不令人感慨万端。
临洮，这是块神奇的土地；这是一方文化胜地。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寺院林立，香烟袅袅，诵经声不绝于耳。世人把这块土地誉为东方的“小西天”(以别于佛祖的诞生地—西天)。这个称谓源自修建于元朝时规模宏大的临洮大寺及当时佛教文化的繁盛。临洮大寺在佛语中称“香根”(或香衮)大寺，兴建于1271—1274年，即元世祖至元8—11年。寺院规模宏大，占地1000多亩，东至东城墙，南至广福巷，西至经文巷，北至北城墙，呈镰刀形，几乎占据了解放前临洮旧城的北大面。大寺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根据萨迦本钦释迦桑布的指示修建，是萨迦派佛教的经典建筑，比甘南拉卜楞寺早400年，比青海塔尔寺早300年。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的一场劫难，导致了这样一矗古建筑群的毁灭。可惜啊！当年气派轩昂的佛堂楼廊、殿宇碑刻都片瓦不存，毁于何种原因也无史料可查。
“四众同心，弘法在人。”笃信虔诚的临洮人民后来在大寺遗址上又修建了东北五寺———宝塔寺、圆通寺、广福寺、隆禧寺、圆觉寺，这些寺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元大寺的袅袅香火，成了那个时代人们精神的慰藉。人是社会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万物的毁灭者。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清同治年间的那场回民变乱，又把这诸多寺院焚为齑粉，直到左宗棠修复宝塔寺。而今的宝塔寺占地不足半亩，孤零零地坐落在林立的楼群和拥挤的民宅之中，连个像样的出入通道都没有，那不息的香火和凄迷的诵经声，尽显着今日“小西天”的衰落。“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古人《神仙曲》中也写到：“日日日东上，日日日西没。任是神仙客，也须成朽骨。”我知道穿越时间的隧道，这里曾经是超三界、上九莲的人类精神家园，可如今已杳如黄鹤，全无踪迹。
八思巴修建大寺以来，临洮及周边地区的佛事活动极其鼎盛。据《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清代时期，临洮全境有8座寺院。解放初期，全县还有寺院48座，僧众达数千人，仅城内就有“九寺三观”之说。从这么多的寺院，我们可以想见当日信众的繁多和善男信女虔诚膜拜的盛况。
过去的都已过去，时光会使一切事物暗淡。冬日一个戚冷的下午，我来到今天已不能称为寺的宝塔寺，抚摩着门上已经斑斑驳驳的油漆，目睹着院子中衰败的蒿草，心中无限凄楚———门上虽然挂着“临洮县佛教协会”的牌子，但几无人迹。与寺中唯一一位僧人谈起可以说本地佛教的鼻祖、在临洮生活、授经达四年之久的八思巴，他似乎一无所知，生活于斯的其他人不知八思巴就不足为奇了。物非人更非，“佛”犹如此，人何以堪？因此，有时候，我们追寻点历史，把目光往长远放放，就很有必要了。八思巴(1235年———1280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本名“罗卓坚赞”。1260年，忽必烈称帝，封八思巴为国师，令其统领天下僧众，后又令其以国师身份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成为元朝政府一品大员。1271年，八思巴离开京城，来到临洮，居住生活了四年，期间修建了藏传佛教大寺，组织信徒宣传和从事大规模的佛事活动。在临洮，他还撰写了一系列佛教理论的著述，完成了《皈依、发愿、灌顶之教戒》、《胜乐修行发》等著作，使临洮在元代成为甘肃青海乃至西北地区的宗教文化传播中心，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民族团结、汉藏和睦共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文明的史册上写下了了光辉的一页。
将近八百年过去了，八思巴为临洮人民带来的佛教这一精神食粮，渐渐地在“风化”、“剥落”。佛教文化在临洮的衰落，有政治的因素，也有战争的原因，但与当地人那种多变的民风和超前的意识形态不无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姑且不说。
我们生活在科技时代，备浴科技昌明的恩泽，但我们也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今日社会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之外，仍世有不谐，人有不和，心有不安，和平仍然是人类的永恒期盼，和谐更是人类向往的美好境界。作为人类伟大精神传统之一，佛教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探寻世界和谐、人心安宁之道。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尽管宗教和科学的领域本身是界限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依存性，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因此，在我们创造并享受物质文化的同时，给自己的精神留下一点空间，不要让矗立在塔寺一侧不足三米的建筑塔架跌下来砸着了那方圣地。
浩浩广宇，浮游人生，惟有日月在无声地俯瞰大地，似乎在暗示着什么，使我陷于深深的思索之中。
